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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章(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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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二二年的三月,经国第一次离开家乡出远门,经过宁波到上海。

他的心情很复杂,和母亲暂时告别,不免有些酸楚,武岭的一草一木,都是熟悉的,但是,上海的诱惑力很大,从父亲嘴里,不时听到关于上海的一切,那是个和奉化截然不同的新世界,父亲的事业,虽然由上海移到了广州,上海依旧是政治中心。

这儿年在乡下读书,读来读去离不了塾馆那一套,实在厌倦了,听那些伯伯叔叔说,上海有新式的学堂,能换个环境,总是件好事。

三月的第三天,他考取了万竹小学的四年级。

他过去念书的纪录,顾清廉的评语:“天资虽不甚高,然颇好诵读。”

蒋先生自己的观察:“经儿可教、纬儿可爱。”

那都是可信的信史。

经国到上海不久,蒋先生在虞洽卿的资助下,去了广州,且携美眷同行,即经国称呼她“上海姆妈”

[7]的陈氏夫人。

负责监护经国的责任,落到塾师王欧声和姑丈竺芝珊身上,缺钱“则向舜耕(陈舜耕曾任台湾铁路局长)及果夫哥哥取”

[8]所以,和父亲还是分隔着的。

在上海念小学,精神、境界都为之豁然开朗,这年的下学期,初次尝试到外国语文,自然科学有数学、生理卫生.人文科学有历史地理,相形之下,和那“关关睢鸠,在河之洲”

的《诗经·大雅》,岂可以道理计。

包括他父亲,在读书的观念上,也向前猛跨了一大步,在家信中叮咛他;

“你校下学期既有英文课,你须用心学习:现在时世,不懂英文,正如瞎子一样,将来什么地方都走不通,什么事业都赶不上。

你星期日有工夫时候,可到商务印书馆去买些英文小说杂志看看……。

余如英文最为重要,必须将每日教过的生字,在自习时,默得烂熟,一星期之后,再将上星期所学的生字,熟记一遍,总要使其一字不忘为止。

算学亦要留心……”

[9]

蒋先生自己念过德文,也念过俄文,结果都半途而废,他这人的语言天才,从他迄今乡音不改这点上,差不多已知过半矣。

希望儿子学学英文,至少会有补自己之短的意思,那份爱子心切的情意,任何人都能体会的。

如果说,经国到了上海,就真的摆脱了古文的纠缠,那又是奢想了。

前面已经的析过,蒋先生是旧时代教育出来的新人物,他没有勇气,甚至他拒绝重建新的精神生活,连在北方闹得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

,对他竟无动于衷,好象未曾发生过。

他满足他已经僵化了的思维领域,尽管,他主张经国要学些英文,怕他“将来什么地方都走不通”

,不过,他的出发点是属于功利主义的。

而不是要他的儿子去吸收西方新的文化知识。

他耿耿于怀的,还是“必须熟读《孟子》”

,“看‘曾公家训”

,且延聘王、竺二位,“寓舍教国文”

然而,经国已经不是武岭时代的经国,他不能对周遭的事物,无动于衷。

随着年龄的增长,视野的扩大和求知欲望的升华,纵不敢明目张胆地违背父亲的意旨,对父亲的要求,却愈来愈冷淡,有时候会自问:“经书有它的现

实意义吗?”

,“为什么在新文化如此蓬勃的今天,还要开倒车呢?”

或许,有人怀疑:经国当时会不会这么深入呢?不错,他才十三、四岁,年纪很轻,新文化的怒潮,如此奔腾,他不可能在情绪上,不受到激动而萌生出感清的嫩芽。

描叙这个时期的社会政治动态,已故曹聚仁教授以过来人的经验,这样说:

“我们在三十年后,回看这一段历程,有着思想革命的痕迹,有着文学革命的痕迹,也有着社会革命的痕迹,也有着社会革命政治革命的痕迹,彼此之间,相互影响,而荟集在政治社会革命这一重要浪潮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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