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6章（第2页）

，希望继《自由中国》、《大学杂志》，“在批判官僚制度的行径上，在闭锁的环境中所造成的诸种不合理事象，发挥‘扫除脏乱’的功能。”

[8]

《台湾政论》的成员，大部的是台省籍人士，观念上持有较强的地主主义色彩。

所以，文章取向，置于省籍政治机会和权力的配的不平衡上，抨击国民党，要求改造国会，公平选举。

此时此地，对这些文章的尖锐和破坏性，极敏感，但并未立即采取封杀行动，处于观望阶段。

王拓论《水浒传》那篇文章，特别是《评宋江的领导路线》是御用文人，指为“与匪唱和”

，其实与北京的“批水浒”

风马牛不相及。

可是，相当程度上，批评到国民党的统治机构。

第五期，言论升级，恰巧是台湾选举期间，其中五篇文章，冲破禁忌。

那是姚嘉文的《宪法国策不可以批评吗？》，郭雨新的《被遗忘的社会－人道主义所不能容忍的军眷村问题》，陈鼓应的《早日解除戒严》与《读〈蒋院长说〉》，均属说不得的问题。

而邱垂亮的《两种心向》，更“情节严重”

。

文章报导钢琴家傅聪的谈话，传说：“……大陆沦陷前的国民党专制腐败，太多的国民党员骑在人民头上只想当皇帝。

现在，国民党在台湾，恐怕还有不少党员紧紧抓住孔子的皇帝思想，争权夺利……”

和另一位柳教授的谈话：“……中国大陆再也没有以前百万人饿死的大饥荒和乞丐满街、破烂畸形的社会形态，大陆人民现在普遍比以前生活得好。

大陆社会普遍比以前平等，再也没有富商巨豪和剥削广大农民的大恶霸

大地主，都是事实，没有否认的必要……”

他认为台湾是一个贫富最不均的社会。

他举出渔民和盐民的穷苦来证明他的论点……他认为国民党半个世纪以来的政权完全依赖少数的特权阶级和严酷的独裁统治……对魏镛、沈君山、丘宏达等人的“革新保台”

，他认为纯粹是国民党统治阶级的愚民政策，目的是在延长他们的专制统治……对“台独运动”

，他认为对台湾的政治革新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根本无助，只会延长美国帝国主义在亚洲和台湾的侵略。

他相信台湾人民要想“当家作主”

只有两条路可走。

第一是在台湾本土人民武装起义推翻国民党的独裁政权，第二是台湾人民团结起来奋斗争取早日和祖国和平统一。

[9]

这些话在台湾公开发表，当局一口咬定是为匪张目，犯了“煽动他人触犯内乱罪”

，《台湾政论》被封，邱垂亮禁止入境。

国民党人接受当年《自由中国》的教训，对言论的控制，再不敢掉以轻心。

《大学杂志》时代，基于政权的需要，略事开放，已一天星斗，稍有疏忽，后果可虞。

于是当局重现铁腕，迅速后转。

一九七六年二月，宣判白雅灿无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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