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尘封的起点（第2页）

那一年，我二十二岁，刚刚从省城的北方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

那是八十年代理想主义的余晖尚未完全褪去的年代，也是“下海”

经商的潮声，隐隐从南方沿海传来，开始撩拨内陆青年心弦的年代。

校园广播站的高音喇叭里，音乐在交替播放着，完美地诠释了我们那一代人矛盾撕裂的心绪，既怀抱着“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的书生豪情，又对即将扑面而来的、充满不确定性的未来，感到前所未有的兴奋与茫然。

“天之骄子”

的光环还在，但已经不那么耀眼了。

国家分配工作的制度虽未取消，但“双向选择”

的苗头已经出现，铁饭碗的含金量，在市场经济初露的锋芒前，似乎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系里的毕业动员大会上，那位总是穿着洗得发白的中山装、满口“忧国忧民”

的李教授，扶着他的塑料框眼镜，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同学们，你们是幸运的，也是肩负重任的。

走出校门，无论分配到什么岗位，都不要忘记‘文以载道’的初心，不要辜负了这四年的书香熏陶。”

台下掌声热烈，但，眼神各异。

有人目光坚定，有人面露迷茫，也有人，比如我身边坐着的王胖子，眼神里闪烁的，完全是另一种光芒，那是一种按捺不住的对窗外世界的渴望。

分配方案最终下来了。

我，刘致远，被分配回了老家——那座位于华北平原、籍籍无名的工业小城——清河市。

接收单位是市文化局，一个在父母和邻里眼中，堪称“金不换”

的绝佳去处—。

工作清闲，稳定，说出去体面。

拿到那份盖着鲜红大印的派遣单时，我的心情复杂难言。

一方面，一种尘埃落定的虚脱感，确实让我松了口气，毕竟不用为工作奔波了；但另一方面，那份轻飘飘的纸张，又像一道冰冷无情的界限，将充满浪漫主义色彩与无限可能性的大学四年，与一眼几乎能望到头的按部就班的未来，清晰地残酷地划分开来。

母亲高兴得当天晚上就包了我最爱吃的韭菜牛肉馅饺子，父亲则难得地开了一瓶存放多年的“莲花白”

，给我倒了小半杯，自己抿了一大口，黝黑的脸上泛着红光，说：“好，文化局好，跟文字打交道，风吹不着雨淋不着，比你爸我在车间里摆弄铁疙瘩强多了。”

我看着他们欣喜而满足的脸，将喉咙里那点关于“文学梦想”

“精神自由”

的论调，默默地就着饺子咽了回去。

我知道，在我的家庭，在我所处的这个环境里，那些东西太过奢侈，也太过“虚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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