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4章（第2页）

关于印刷所的事情，我们在十年功夫里，竟换了七个厂，还说了不少的好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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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以挖墙脚、卧底的惯技，制造雷震的困扰。

《自由中国》第二十卷第二期一九五九年出版，登了两则读者投书。

它们是《军人也赞成反对党》和《革命军人为何要以‘狗’自居？》署名的为陈怀琪。

《自由中国》的编辑部，处理这样敏感性的读者投书，显然，没有认真调查核实作者的真伪，防范经国的恶作剧，“无处不是战场，无时不是战斗”

的点面战术。

出刊不久，陈怀琪即写就万余字的长函，要求雷震“来函照刊”

。

《自由中国》于两期后，虽予更正，陈不满意，乃在党报《中央日报》，官报《新生报》，军报《青年战士报》，和《联合报》，以广告方式，全函揭载。

陈怀琪仅一收入菲薄的军人，他哪来的钱支付巨额广告费呢？谁在幕后指使插手，已不言而喻。

跟着陈向台北地方法院提出自诉，责雷犯“伪造文书”

、“诽谤”

和“有利于叛徒之宣传”

等三项罪名。

在此同时，警总下达公函，谓该投书有“匪谍”

嫌疑。

《自由中国》发表的反驳声明，除《联合报》和真正独立的《公论报》照登以外，党报只字不刊。

陈怀琪其人的背景来历，官方讳莫如深，仅日本《读卖新闻》的记者若莱正义，略知一二：

“陈怀琪一切讲话，完全依照写好的稿子照念。

不敢多讲一字，由于要控告《自由中国》半月刊，故暂迁来台北居住（福州街的陆军服务社）。

‘这次广告费一定花了不少钱？’若莱问。

‘为自已名誉计而不得不如此，且系借贷而来。

’”

一九五九年二月二日，雷震接获台北地方法院检察官的传票，规定于次日下午一时应讯。

庭讯经过，有雷的自述，可供参考：

“三月三日下午一时二十五分，我到台北地方法院检察庭应讯，殊不料有一百多位学生已在法院检察庭门口等候。

因为检察庭不能旁听，他们等我出来后始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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